职务犯罪心理研究

彭清燕 (湖南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摘　要 : 职务犯罪是在病态支配下所进行的行为。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病变进行的病理学研究 ,认为职务犯罪系二因致病。在内因方面 ,需要偏离导致职务犯罪者对官职、财富与“美色”的病态追求 ,动机偏离导致职务犯罪行为人对“奋斗目标”产生疯狂的“热情”;在外因方面 ,社会因素是职务犯罪的媒化剂。职务犯罪的主要病态类型包括精神压抑症、胜利恐惧症、骄横跋扈症和奢侈症。并就此提出了职务犯罪的疗法。关键词 : 职务犯罪 ;需要偏离 ;动机偏离 ;病态类型 ;疗法中图分类号 : D F792 .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 3933 ( 2004) 03 0142 04 　　所谓职务犯罪 ,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 ,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 ,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 ,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1 。由概念我们可以用更通俗的语言来概括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 ,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对权、财 (物和金钱) 、色贪得无厌的谋取。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伊德曾断言贪得无厌的成年人是一个病人2 。马克思虽然从未提出过系统的精神病理学 ,但他指出 ,异化是病态的一种形式。每一个神** 患者都是一种异化的结果 ,即某一种爱好 (例如 ,对金钱、权力、女人等等的爱好) 渐渐地脱离这个人的全部的个性 ,从而成为他的统治者 ,也成了他所服从的偶像 ,“他”成了自身一部分欲望的奴隶3 。所以职务犯罪者欲壑难填从上讲是一种病态。研究职务犯罪者的病理 ,提出职务犯罪的疗法 ,无疑对于控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是一大胆而又有益的尝试。一、职务犯罪的病理学原理病理学是医学科学中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和发病原理的一门基础性学科4 ,职务犯罪者的病变同样需要进行病理学研究。建立职务犯罪病理学理论有助于以该基础理论为指导 ,解剖职务犯罪病态 ,探寻控制及预防职务犯罪之疗法。(一) 病因病因就是指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而引起发病的因素4.社会学家海德把行为的原因基本上划分为两种 ,即内因和外因5。海德的观点为我们研究行为的原因提供了帮助。笔者认为千变万化的职务犯罪行为的致病源 ,莫过两条 : 一者 , 个体原因 , 即内因也 ; 二者 , 社会原因 ,即外因也。内外结合 ,病皆由此。概而言之 ,谓职务犯罪二因致病说。1 . 个体原因职务犯罪者病变的个体原因 ,是其病变内因 ,主要表现为个倾向。个倾向性是决定一个人态度和活动的倾向性、选择性、积极性的诱因系统。它是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人的的动力 ,一个人占优势的心理倾向 ,制约着他所有的活动和特征6 。彼得罗夫斯基认为 ,个性是一种以需要 ——动机为核心组织的系统 , 周围排列着各种各样的个性品质的等级化的完整结构。其中 ,核心组织的性质决定着个性的倾向性7。在职务犯罪过程中需要 ——动机同样是个性的核心组织。其中 ,需要偏离是职务犯罪的源泉 ,动机偏离是职务犯罪的直接动力。第一 ,需要偏离是职务犯罪的源泉。所谓需要是个体在生活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一种倾向8。需要是人的活动源泉 ,是动机产生的最根本的基础1。美国学家马斯诺认为“人是永远有所要求的动物”9 ,指出需要具有无限性。并把人类需要看成是一个组织系统 ,且按优势出现的先后排成等级。扼要地说 ,这就是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 ,可直观表现为如下图示 : 图示显示 ,当一种需要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时 ,另一优势需要就会出现 ,转而支配意识生活 ,并成为行为组织的中心。马斯诺认为多数人基本上“遵循我们业已指出的那个顺序”,然而也可能出现“需要层次的颠倒”。笔者认为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精辟地揭示了需要的动态过程 ,但还必须认识到人的需要作为一种基于现状的要求 ,是一定历史的产物 ,受到一定历史的生产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要求人的个性自觉地和社会环境维持平衡。人的需要必须受社会的制约 ,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和执行需要结构 ; 需要结构必须服从社会的物质产品的分配状况 ;需要的实现方式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和准则。一句话 ,个体需要必须服从社会现实基础。而当职务犯罪主体需要的内容和取得方式偏离社会现实基础所产生的低级的、畸形的、层次颠倒的不合理需要 ,笔者将之称之为需要偏离。职务犯罪者诸如陈希同、王宝森之流的犯罪无不源于与社会现实相背离的需要偏离。它使个体内部形成不平衡状态 ,继而促使个体产生相应的动机 ,并且促使他去从事满足需要偏离的行为活动。需要偏离与社会要求背离的弧度越大 ,职务犯罪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偏离的强度越大 ,职务犯罪主体的犯罪活动就愈有力。可以说 , 需要偏离导致职务犯罪者对官职、财富与“美色”的病态追求 ,其与职务犯罪成正比 ,需要偏离是职务犯罪的源泉。第二 ,动机偏离是职务犯罪的直接动力。动机是直接推动一个人进行行为活动的内部动力。个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引起 ,并指向于一定目的。动机是个人行为的动力 ,是引起人们的活动的直接原因 ,它是一种内部刺激。动机和行为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同一动机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例如 ,个体想获处长职位的动机 ,可以表现为多方面的行为 : ( 1) 行贿行为 ; ( 2) 努力工作行为 ; (3) 夸大工作成绩 ,等等好的、坏的行为混合。同时 ,个人的同一行为也可以由不同动机所引起。例如 ,查看保险柜行为可能来自不同动机 : (1) 为了加强保安 ; (2) 为了盗窃 ; (3) 为了贪污等等 ,好的、坏的动机混合。由此根据动机的意义 ,可把动机分为合理和不合理动机。笔者把职务犯罪主体不符合社会利益和个性健康发展的低劣的、错误的和有较多消极因素的不合理的动机作为职务犯罪的特有概念 ,称之为动机偏离。当职务犯罪主体产生了某种需要偏离 ( 如缺钱花要求公款) 而不能满足时 ,上会呈现出不安和紧张状态 ,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即动机偏离 ( 如有谋取公款动机) 。有了动机偏离就开始选择或寻找目标 (如准备利用职权贪污) 。当目标找到以后 , 就进行满足需要偏离的行为(如实施贪污行为) 。个体的需要 ——动机的核心组织在职务犯罪中的基本过程就是如此。实际生活中 ,由于人的需要千变万化 ,同时会产生许多动机 ,它们的强度不同。而在同一时刻 ,一个人的行为只能由整个动机结构中最强的动机所决定 ,这个动机称为优势动机10。职务犯罪中的动机偏离也莫不如此 ,职务犯罪主体的行为由优势动机偏离所决定。显然 ,动机偏离是影响职务犯罪主体活动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动机偏离面越广 ,职务犯罪主体发动犯罪行为的强度越大 ;动机偏离强度越大 ,职务犯罪主体消极目标选择的坚定性越大。因此 ,动机偏离导致职务犯罪行为人对“奋斗目标”产生疯狂的“热情”,贯穿着职务犯罪行为的发动、加强、维持直至停止 ,动机偏离是职务犯罪的直接动力。2 . 社会原因马克思说过 :“ #8943;#8943;这种‘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 一样 ,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 #8943;#8943;‘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 ,‘非人的’ 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 ,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阶段不断地产生着。”11 由此 ,职务犯罪个体“非人的”病态离不开现存生产方式的制约。职务犯罪个体异化 ,社会关系作为局外、外部的力量支配着个体。我们必须考虑哪些社会环境因素确实阻碍和扭曲着国家公职人员人格的健康发展。(1) 政治制度消极方面的影响。“腐败现象离不开公共权力的运作 ,公共权力的非规范非公共运作是腐败行为的核心”12 权力的运作过程是一个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 ,这一过程能够给掌权者带来地位、名誉、荣誉和各种既得利益 ,因而对权力主体具有本能的、自发的腐蚀性13。因而, 科学调控社会公共权力部门的规模和数量 ,是加强对公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在日趋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时代 ,小政府应是合理的发展方向14。而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尚不彻底。一方面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的权力仍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权力。尽管我国已设置了诸多权力监督机构 ,但由于这些机构对当地政府及其它权力部门有着不可割舍的诸如土地、人事、财政等方面的联系 ,监督效率不高 ,机制运行不畅。失去监督的权力 ,必然造就掌权者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心态。另一方面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 ,但实际上有些人发了大财 ,并非劳动所得 ,就是不同的政府部门 ,因其掌握的权力不同 ,在住房、福利、医疗、资金等待遇方面的差别也大得惊人 ,权力主体难免会产生不公平感 ,必然激发掌权者失衡 ,产生不正确权力观。一旦掌权者把公权当作私人资本加以使用 ,就是不正确权力观到职务犯罪的转化。(2) 经济制度消极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是对国家公务人员心灵的大洗礼。职务犯罪的需要偏离和动机偏离无不折射着市场经济的影子。市场经济唤醒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休眠的个体利益。同时 ,市场经济浪潮把个体利益推到了颠峰 ,并且推动了社会从单一化主体走向了利益多元化主体。市场是势利的 ,它只崇尚利润。由是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市场经济利润所带来的眩晕。而国家公职人员微薄的经济收入与蓬勃高涨的经济利润相比 ,显然是落伍了。琳琅满目的消费市场刺激着国家公务人员无比敏感的欲望(需要) ,使少数国家公职人员倍感囊中羞涩。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自身最富有的资源 ——权力发财致富时 ,就实现了从需要偏离 ——动机偏离的切换。上人是有从众的 ,总是倾向于把大多数人共同观点作为判断的准则。当个人的想法或做法跟所处的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同时 ,就会产生“没有错”的安全感。而当职务犯罪主体在动机偏离趋动下 ,将社会共同认可的市场规律带入了公共权力运作的领域 ,即用较低的权力成本获取较高的市场效益或超额利润 ,就完成了职务犯罪整个过程。(3) 社会道德消极方面的影响。态度是一种的或神经的准备状态 ,它是由经验构成的 ,是个人对有关事物的反映施加指导的或动力的影响。个体的态度受人的本质属性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影响 ,因而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全部概念乃是建立在凡是人都具有人的本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社会性是人最本质的属性。弗洛伊德则从层面分析了人的这两种属性。尽管在弗洛伊德看来 ,全部本能是由生和死两种本能趋向构成的。“我们所说的性本能的里比多相当于诗人和哲学家眼中的那种使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生的本能就是爱欲15。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性本能的作用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就人的本质方面与马克思的殊途同归。弗洛伊德把人的分成两部分 :自我和本我。本我是最原始的 ,无意识的结构 ,它用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在本我中 ,充满着发自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 ,它们始终力图获得满足16 是人的自然属性。本我没有组织 ,也没有统一意识 ,只有一种使本能需要按快乐原则获得满足的冲动17。自我则不同 ,自我从感知本能作用进入控制这些本能的作用 ,推翻了本我的活动原则 ——快乐原则 ,代之以现实原则。显然 ,自我是人社会性的体现。当原始的目标即欲望的直接满足有效地被控制时 ,文明的进程就开始了18。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本我和自我) ,作为人的本质在不同时期的社会道德体系中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 ,人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在我国 ,长期以来形成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伴随市场化的进程 ,我国传统道德体系受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冲击。国家公职人员如果不加强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 ,以权力为基础 ,按快乐原则追求本我欲望的满足 ,必然是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 ,必然会丧失自我。在精神失常者和犯罪人中 ,道德感同样泯灭19。职务犯罪者背离社会主义道德 ,最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二) 病机病机就是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引起的机体内部变化的规律20。职务犯罪二因素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常常会看到处于同一环境中的领导者有的是职务犯罪者 ,有的则不是。所以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因即社会因素“内投”到个体之中 ,成为他的道德、良心、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此支配下被个体内化为需要偏离 ,随需要偏离强度增大 ,产生个体的动机偏离 ,在动机偏离直接推动下职务犯罪行为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职务犯罪在二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按其先后发展可分为潜伏期、前驱期、症状明显期和结局期。潜伏期通常表现为个体对需要偏离的疑惑和忐忑不安 ,到了前驱期便坦然多了 ,进入症状明显期个体的动机偏离产生 , 犯罪意图明显 ,处于结局期的个体则走到了疯狂。二、职务犯罪病态类型及分析1 . 精神压抑症所谓精神压抑症指职务犯罪个体犯罪前经受较长时期精神上压制的病态。其症状表现为个体较长时间的焦燥、烦恼、嫉妒和不满 ,一般而言 ,大部分职务犯罪个体都曾有过辉煌的一页。而一个想成为公众认可的权力拥有者的人 ,在他获得这种认可和一定的威望时 ,确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要把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投资” 在为民求得“公平”和“福利”的过程中21 。不少领导干部出身贫寒 ,在其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基本需要 (譬如衣、食、住、行的生理需要) 的质量放在需要结构中最底层。个体基本需要获得量上最低限度的满足后 (譬如吃饱了 ,但吃得差) ,投入更多的个人时间、精力到目标明确的紧张工作中。这种压抑个体基本需要的工作方式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中得到了合理解释。长期的计划经济孵化了迷信权威和个人利益缺失的坚定理念 ,并成为支撑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的主流思想。然而 ,个体基本需要作为人的本性仍以潜在的方式顽强存在。一旦大权独揽 ,一些个体政治欲望减弱、机体放松 ,这时现实的解放和潜在的压抑之间的对立已达到尖脱化程度 ,充溢于个体的一切生活领域。而市场经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我凸现并致力于追求玩乐和放浪形骸。“辛辛苦苦几十年 ,还不如人家搞一年”的吃亏应运而生 ,“为革命作了那么大贡献 ,吃点喝点玩点拿点理所当然”的享乐主义接踵而来。以生理需要占优势的需要偏离出现 ,并使个体本应由已获尊重进入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发生颠倒。需要到需要偏离的逆转 ,需要偏离就成了某种丑恶的、可怕的欲望刺激着满足其需要的动机偏离出现。这时 , 离职务犯罪已不遥远了。2 . 胜利恐惧症所谓胜利恐惧症指权力者害怕权力丧失的紧张、恐怖的状态。其症状表现为紧张、害怕、担心。一些领导者历经磨难手中的权力增大了 , 然而暮年的钟声也敲响了。他们在饱尝胜利喜悦之后 ,顶峰之处必是回落的悲凉之感油然而生。但是权力所带来的扬眉吐气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 ;权力所带来的便利是恋恋不舍的 ;权力所带来的美好前程是动人心魄的。尽管权力所呈现远超出他们能使用的东西 ,但他们仍然感到很贫穷22。脆弱的心灵已无法承受丧失权力所带来的心灵振荡。“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就是胜利者害怕权利稍纵即逝的佐证。尤其是职务犯罪的 59 岁现象 ,在胜利恐怖症中可以得到最好的阐释。胜利后的恐惧一方面提醒着个体特别关注安全需要。他们不择手段巧取豪夺 ,用尽心机聚敛钱财 ,以期为奔波的一生留下日后稳靠的保障 ;另一方面 ,恐惧的感觉使病态的个体格外感到生理需要的饥渴 , 抓紧时间舞弄权力棒 , 及时行乐 , 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以生理需要或安全需要为优势需要的需要层次颠倒建立在权力之上 ,以损国利己、损公肥私手段获取之 ,必是职务犯罪。3 . 骄横跋扈症所谓骄横跋扈症是指权力者掌权后骄傲自大、得意忘形、飞扬跋扈的状态。其症状表现为自满、骄傲、跋扈。一些领导干部掌权后几乎成了一个上级管不到、下级不敢管、群众无法管的“土皇帝”。骄横跋扈症主要根源于政治制度的消极方面对个体的负面影响。职务犯罪虽然千差万别 ,但该病症职务犯罪者的领导方式却意外的相对集中 ,主要体现为集权领导方式。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家李克特曾给集权领导方式下了一个定义 : 权力集中在领导人身上 ,由领导人单独作出决定 ,然后下达给下属 ,并在必要时以强制方法让下属执行 ,下属无发言权。领导人和所属成员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的气氛 ,从而使组织目标难以实现。领导者的领导方式根源于政治制度 ,职务犯罪集权式领导方式的来源于目前政治体制消极方面的培植 ,表现为 :其一 ,公共权力相对集中 ,民众大部分生存和发展大权掌握在少数掌权者手中 ,导致民众对权力的服从 ,助长了权力者骄横跋扈的 ;其二 ,权力运作的暗箱操作严重 ,一方面促使广大民众为了从掌权者手中获得自身利益,只有在服从权力的支配下 ,千方百计巴结权力者。另一方面 ,少数权力者深谙权力含金量 ,权力暗箱操作给予其以权谋私的暗示 ; 其三 ,人事制度不完善 ,掌权者对机构内部人员调整起决定作用 ,有助于职务犯罪的掌权者培植党羽。而党羽的诞生是职务犯罪个体有利的保护伞 ,既可能使正义的国家公职人员同流合污 ,又易使职务犯罪集团化 ,更主要的是职务犯罪个体的犯罪获得了人力的支持 ;其四 ,监督不力 ,管理不严 ,各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必然诞生权力领导者对权力监督置之不理的有恃无恐。骄横跋扈最易使掌权者将需要偏离迅速转化为动机偏离 ,权力者专权横行、利令智昏、无法无天终会踏上腐败的不归路。4 . 奢侈症所谓奢侈症是职务犯罪主体对权、财、色的过度嗜好产生的病态。其症状表现是权力者对权、财、色的无度追求 ,嫌少不怕多 ,贪得无厌的状态。有人以这些年公开曝光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作过统计分析 ,几乎所有人对更大的权力或财富有着无尽的贪欲 ,省部级以上腐败分子几乎人人包养情妇 ,中箭落马的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则有80 %以上陷入过色情陷井。病态的个体必有病态的。根据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论 ,本我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 ,它完全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因为本我盲目地奋力满足自己的本能 ,自我代表本我 ,控制通向能动性的途径 ,在欲望和行为之间安插了思考它的拖延因素。人能够调节自己“动物需要”,而且使它“具有人性”23 。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 因而 ,个人的发展 ,离不开时代的制约。在我国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权力者是人民的公仆 ,权力的运作只能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如果权力者不对体现自然属性的本我加以理智和审慎的克制 ,以快乐原则支配自己的欲望 ,灵魂深处必是形成对权、财、色畸形的占有欲,即需要偏离。人一旦论为权、财、色的奴隶 ,内心深处曾经被牢牢抑制的污浊就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只能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圈又一圈的绳索 ,套得越多也就危在旦夕。三、职务犯罪的疗法所谓职务犯罪的疗法是指以防止和控制职务犯罪为目的 ,对个体所进行的疏导 ,保健和控制的治疗方法。引发职务犯罪的因素是诸多因素组成的连续链条。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出发 ,只有控制和打破犯罪所形成的链条 ,才能达到控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25 。1 . 建立国家公职人员专门的咨询和教育机构职务犯罪四大病态的源泉在于需要偏离 ,建立专门咨询和教育机构可以尽可能切断职务犯罪的源头。通过建立该机构既可以摸清职务犯罪个体的状态 ,及时将个体的需要偏离消除在萌芽之中 ,又可以针对国家公职人员某一阶段特点展开教育 ,形成个体对社会不良影响的抵御优势 ,树立国家公职人员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 ,从而起到预防控制职务犯罪的作用。2 . 因人而异 ,采取不同的疗法对于处于职务犯罪的潜伏期或前驱期的个体应采用疏导法。该阶段职务犯罪个体的需要偏离和动机偏离具有隐蔽性 ,犯罪意向不显著。个体内心表现为矛盾、徘徊、迷惘的状态 ,若对此阶段个体进行疏流引导 ,去掉职务犯罪病因 ,会起到“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的效果 ;对处于职务犯罪症状明显期或结局期的个体采用控制法。该阶段职务犯罪个体的需要偏离和动机偏离明显 ,犯罪意向明确。个体内心表现为犯意坚定、明朗的状态。若对该阶段个体加以控制 , 譬如强制学习、强制反省等方法 ,减弱动机偏离强度防止和及早控制职务犯罪 ;对需要偏离处于未然状态的国家公职人员采用保健法 ,通过健康教育 ,消除不良状况 ,树立正确权力观、价值观、人生观 ,以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参考文献 :1 储槐植 ,冯卫国. 略论职务犯罪及其控制方略J . 刑事法学 ,2000 , ( 9) :72 .2 美 ] 埃里希 ,弗洛姆. 张燕译.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 . 湖南 :人民出版社 ,1986 .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Z. 人民出版社 ,1979 . 90 .4 杨光华. 病理学M .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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